当时，“人文景色”这一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重，标明景色作为一种“常识共同体”的视域再度取得注重。《江山胜迹：人文景色的建构与传承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5年）汇集了来自我国古典文学、艺术史与我国史范畴的五位闻名学者的五篇专题文章。这些文章不只交融了多学科的研讨办法，更因源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讨院的系列讲座，每篇均附有数位相关范畴学者的评议，然后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与视角的丰富性。

  西方景色研讨者W.J.T米切尔指出，“景色”并不是客观的，而是由观察者结构的，是一种由文明中介的天然现象。在我国的文明语境中，前史与天然则作为全体的意象成为一种“景色”，而文字成为中心的前言。因此，“人文景色”相较于“文明现象”具有共同内在：首要，它着重个别经过文字在景色中留下的“迹”，这些痕迹中裹挟着心情、回想与省思；其次，它往往包含含义的“建构”与“经典化”进程，人一向作为景色的活泼引导者；再次，如本书编者之一商伟所言，“江山胜迹”一词暗示我国的人文景色常具前史使命，旨在将特定人文精力昭示于景色，因此评论“胜迹”实为“在地舆现象学中去康复一个前史的维度”，是对前史时刻的经历的重构。

  在关于我国景色的研讨中，文学作为前言具有无法代替的效果。诗人经过文字在景色中镌刻下姓名与情感，使得许多“名胜”往往因一首或一系列诗文而非天然奇迹得以树立。商伟在《书写胜迹：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》一文中，以李白对崔颢《黄鹤楼》的“竞仿”为例，剖析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怎么参加构建凤凰台作为文明胜迹的进程。商伟指出，南宋今后，虽然凤凰台什物已改头换面，但李白的诗作继续引发后人的歌咏热心。明代《金陵十二景》所绘凤凰台，亦非实景再现，而是对李白诗中“凤凰三山”意象的回想。在评议商伟文章时，程章灿进一步指出，如刘禹锡虽未曾亲临南京，仍能凭《金陵五题》赢得白居易赞赏，可见文学中的景色不用依靠实地经历，甚至不用以亲历为条件。

  此类文字建构的景色，与薛龙春《装点山林：题刻、拓本与胜迹的刻画》一文构成对照。该文注重的是铭刻于泰山或石碑等永久原料上的文字，这类“铭写”以其清晰的前史、地舆与物质特点，成为“在场”的确凿痕迹。石刻不只迎候登临者的目光，亦经过拓本撒播于世，兼具文赋性与物质性，引发人们对实景的幻想，甚至重构书写者当年的场景。薛龙春指出，清代以黄易为中心的访碑活动及相关《访碑图》，表现文人对文字在景色中“在场”的激烈爱好，“访碑文画了在实际和图画中两层的‘景色阅览’，寻访前史自身也成了一种景色”。

  这两篇文章引发对文字和物质的永久性的考虑。碑文因原料的持久性，往往被视为更牢靠的前史累积载体；但是，如薛龙春在文中说到，晚明文人张岱见泰山碑文布满而“怒不欲视”所提示，不妥的文字留存也或许被视为对景色的损坏。相较之下，诗歌的撒播更多表现人文挑选，经典篇目经时刻挑选而广为传诵，恰如商伟所言，“胜迹书写的文本结构蕴含了一种心灵感知和书写出现的遍及方法”。

  在人文景色研讨中，“当地”构成根本剖析单元。薛龙春征引我国艺术史专家韩文彬的观念指出，文字的介入使空间（space）转化为地址（place）。人文地舆学家段义孚在作品《空间与当地》（SpaceandPlace）中曾对二者进行区别，而“place”在中文语境中可有“地址”“场所”或“当地”等译法。关于一座名山、一个国都而言，这更倾向于翻译为“地址”或“场所”，“地址”着重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地舆坐标，而“场所”更为着重这个地址被赋予的精力性。那些能被称为“地址”的景色往往具有全国的甚至前史的含义，如商伟所言，它“归于一个当地又不只归于这一个区域”，比如西湖之于诗人，泰山之于碑文，洛阳、金陵之于人们对富贵古都的回想，这些“地址”的景色早已脱离所属的区域，成为“我国”的胜迹，成为隽永的精力领地。而“place”作为“当地”则更着重区域共同体下的社会文明含义。商伟在文中指出，宋代今后，“当地”开端引起文人的分外注重，到了明代中后期当地士绅经常用各式各样的方式，包含经过歌咏和册页来表达当地性的景色，并由此构成了强壮的区域文明认同。需注意的是，“地址”的建构常依托全国性前史事件（如王权树立、名篇撒播），而“当地”景色的构成则多为连续性、自发的前史进程。

  书中，魏斌在《北魏洛阳的汉晋幻想：空间、奇迹与回忆》一文中，以“叠压”描述孝文帝依汉晋传统营建洛阳的国都实践，经过长者指认、文本考据甚至地下开掘，使空间叠压感转化为前史层压感，终究营建出怀古气氛，助立北魏正统。陆扬则在《洞仙与诗神：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》一文中，以“层累”归纳天台山自道教传说至释教圣山的文明堆积进程。与威望主导的“地址”建构不同，天台山作为“名山”初成于刘晨、阮肇等民间传说，其现象构成具自发性。当智顗在此建道场后，天台山虽成为释教重镇，但陆扬指出其本性仍在民间崇奉与禅宗妙悟的“潜流式对立”中连续。

  此外，某些“地址”的建构亦影响对“当地”的认知。田晓菲在《从白门到紫陌：营建建康》以为，唐代今后的“江南”意象，实与南朝建康城作为“金陵帝王州”的庞大现象叙事相表里。即使隋文帝毁建康城，杜牧《江南春绝句》等怀古诗仍连续齐梁诗人笔下的南朝意象，使江南的明媚颜色深植于前史层叠的景色之中。

  景色书写常交融对往昔的回想与对当下的感知，构成经典的叙事形式。魏斌指出，国都富贵与废墟的反差构成古代文人书写的重要主题；商伟则以李白诗中的“吴宫花草”为例，阐明前史时刻虽界说天然现象，却终被天然战胜。田晓菲亦提示唐人江南印象中莲花、白蘋等明媚颜色，实根植于南朝建康的文学建构。相似主题亦见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，如雪莱《那不勒斯颂》描绘废墟与天然再生的张力，18世纪的英国人吉尔平称之为“激烈的愉悦的感伤”。

  此书以“迹”为主题，每处胜迹既引人回望往昔，又向今日延伸，表现一种进程性视角。凤凰台什物虽逝，但李白诗歌使其永为胜迹；“紫陌”之地埋没，其词却以新义撒播诗间；刻石者身故，但其拓本仍招引后人重访故地。英国学者西蒙·沙玛在《景色与回忆》一书中提示，“咱们总被奉告要去别处（原始森林、生命之河、圣山）寻觅偶像，其实它一向活泼在咱们身边，只需咱们咱们都知道怎么去寻觅”。在我国，“人文景色”所寻找的更近于一种永久价值：前史漫长，使人看尽兴衰消长，好像云卷云舒；遗址虽引人感叹巩固之物终将逝去，但全部过往终将回归天然；而天然，也必在某一刻见证新的文明与诗歌诞生。

  当进入遍及大地的“胜迹”，哪怕物质的原迹现已残损不存，当人们散步在月下的南京城墙，烟雨中的焦山、西湖时，或许同洛阳的牡丹、鹦鹉洲的芳草、国清寺的古梅照面时，咱们都能马上感知到“人文”的力气，感知到在那已然含糊的前史瞬间一个心灵对生命的深入眷恋。